近年来，上海“五个中心”建设持续进位。在已有基础上，加快“五个中心”建设、更好发挥“先手棋”作用的关键之一，在于推动“五个中心”进一步转向“联动赋能”。在市人大代表、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林兰看来，现阶段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地位极大抬升，科创正成为“五个中心”的共同引擎，提升科创中心能级是上海“十五五”时期的关键任务之一。
当前，全球生产方式发生重大转型，其他四个中心对科创中心的“依附性”逐渐增强——金融创新越来越以科创企业和知识产权为核心标的；贸易升级越来越依赖数字技术、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；航运竞争越来越取决于智能化和绿色化技术；经济中心的高质量运行越来越依赖新兴产业与新经济形态的培育，产业升级和增长动能的持续释放，都以科技创新为前提。
近年来，上海集成电路、生物医药与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占全市GDP比重持续上升。2025年，三大先导产业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9.6%，增速快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近5个百分点，带动上海全年GDP同比增长5.4%，不仅高于全国5%的GDP增速，也较2024年上海GDP增速提高了0.4个百分点，实现了经济的加速跑。
此外，2019年设立的科创板，彰显了链接科技与资本市场、提升上海金融中心竞争力方面的关键作用。临港新片区等制度试验场的制度创新，许多也是以科创为牵引，为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带来数字化红利，加速多功能的融合提升。
“科创中心之于当下，类似经济中心之于传统工业时代，是‘再生产’的核心。没有科创支撑，金融、贸易、航运都可能滑入低端循环。”林兰说，“上海近些年‘五个中心’建设的实践，为这一判断提供了坚实的支撑。”
不过，与全球顶尖科创中心相比，上海仍存在一定差距。林兰认为，只有一座城市或一个区域在资源吸纳能力、成果转化效率、国际规则与话语权引领性三方面均达到全球前列，才能称为全球顶尖科创中心。
“比如硅谷（旧金山湾区）、东京—横滨、伦敦—剑桥—牛津走廊，拥有全球前列的科研与人才密度，科研—资本—产业—资本市场“全链条闭环”规模化且高周转，在若干关键技术或产业上主导国际标准与规则、对全球价值链有系统性影响，堪称第一梯队的全球引领型科创中心。”
由这三个维度观察上海，在资源吸纳方面，上海具备较强的科研和产业基础，但一方面缺乏类似MIT、斯坦福、剑桥、哈佛这样的全球超级科研节点，上海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国际科研议程设置和学术话语权上仍偏弱；另一方面外籍科研人员比例仍然不高，顶尖科学家流入有限。
成果转化方面，上海的科研产出规模庞大，但科研机构与市场之间仍存在体制性隔阂，且独角兽和全球化初创企业的数量不足，这意味着缺少足够的市场主体来承接科研成果并放大其全球影响力。
规则引领性方面，上海更多是全球规则“参与者”而非“议程制定者”、国际科研合作项目的“合作节点”而非“主导节点”。
“与’全球顶尖‘相比，上海仍有一些关键短板亟需填补，大致位于全球第二梯队位置并正向上攀升。”林兰说，“而填补这些短板，也要从这三个维度入手。”
她建议，“十五五”期间，上海应聚焦打造全球策源地，实现从要素集聚到原始创新引领的进位。具体而言，要抓紧建设国际顶尖实验室和跨学科大科学装置群，在量子计算、合成生物、氢能、类脑智能等前沿方向争取率先突破，形成“不可替代”的科研节点。同时，简化签证、优化科研自主权和生活环境，吸引诺奖级、图灵奖级科学家及其团队常驻上海。
上海还应聚焦构建成果转化闭环，实现从创新链到产业链的高效贯通。尤其是要重视资本与产业创新的结合，比如深化科创板与并购市场联动，探索“知识产权证券化”等金融工具，让科研成果在早期即可资本化；又比如推动“科研院所+风投基金+产业园区”的协同孵化机制，形成“实验室—孵化器—加速器—上市”的快速路径。
此外，上海还应努力提升规则引领力。上海可以从两方面发力，一是通过制度先行试验，以临港新片区、浦东引领区为平台，率先探索数据要素确权、跨境流动、数字资产交易和智能产业治理等制度安排，形成“上海样板”；二是积极推动国际规则共建，在人工智能伦理、绿色金融、数字贸易等领域争取议程设置权，把地方探索上升为国际标准。
“强化科创中心的作用，并非简单地‘做大科研和产业’，而是要在策源资源吸纳、成果转化、规则塑造三个方面同时实现跨越——既要有能左右前沿的科研突破，又要有能转化出产业巨头的资本与市场机制，更要有能向全球输出制度与规则的治理能力。”林兰说，“唯有如此，上海才能与硅谷、东京、伦敦等比肩，从‘区域枢纽型’迈向‘全球引领型’科创中心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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